二、公共财政包养，员工养尊处优。

　　文化馆因其宣称为公益性文化服务单位，因而一般都被当地政府确定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日常办公与活动的经费，员工工资、奖金、福利等费用，也都由公共财政拨款保障。国家政府之所以给文化馆这样的待遇，目的就是为了给文化馆创造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条件，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以便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然而，在规制治理手段普遍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公共财政的包养，并没有使文化馆出现国家政府所期望的工作景象和业绩贡献，反而产生了一些独特的不被外人知晓的积弊。

 　　长期以来，文化馆一直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附属物，虽然没有多大的自主权，却也没有多大的生存压力，只要真心诚意跟着有关部门转，公共财政的拨款就一分都不会少，所有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也就一点都不用愁。所谓的群众文化工作，虽然说起来很重要，也一直被主流社会所看重，但在国家事业单位体系中，并不象医疗机构那样，要承担救死扶伤，保障公共健康的职责；也不象正规的学校那样，要承担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而只不过是组织开展一些文化艺术活动，丰富活跃当地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而已。文化生活果然十分重要，但在公众社会生活中，并不象劳动就业那样，是安身立命的前提；也不象衣食住行那样，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第一需要，而毕竟是“锦上添花”的事业，尚不属低水平的基本民生保障范围。实际上，在文化社会化、市场化、多样化的今天，文化馆固然能为群众提供一定的文化服务，但对海量的群众日常文化需要来说，这些文化服务显然只是杯水车薪。平心而论，就目前状况来看，文化馆及其活动的存在，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有当然好，但没有也不会导致文化赤贫，更不至于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因此，只要政府能够包养，文化馆怎么样，人民群众通常不会过多关注和认真理会。同时，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在当地大多是唯一的，既没有同类单位的业绩比较，又没有相关组织的优胜劣汰，更没有发展空间的现实挤压，只要当地政府不予撤消，就没有任何生存危机和发展压力。另外，文化馆是以创造性的个体劳动为基本特征的松散型机体，日常工作弹性较大，既没有严格的坐班记时制，又没有科学的量化记件制；既没有鲜明独特的常规业态，又没有规范有效的治理手段，更没有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一年到头，除了协助当地党委和政府举办一些指令性的节庆活动以外，就基本没有其他钢性铁定的工作任务了。这种特点和景况，就为员工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我发挥，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前不久，作家余华在其自述中，无意间道出了文化馆工作的天机：“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一天，我发现有几个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你为什么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他说：‘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因为只要调到文化馆，就可以像他一样“在任何地方上班”。后来作者果然调入文化馆，第一次去上班，就迟到了两个半小时，结果九点半去，馆里“一个人都没有”，他终于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②

　　余华与文化馆工作人员简短的几句问答和个人在文化馆工作的经历，至少透露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文化馆上班无事可做。员工不但可以“整日在大街上闲逛”，而且还可以把“闲逛”与上班等同起来，认为“闲逛”就是上班，上班就是“闲逛”。二是文化馆上班没有固定地点。即“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包括“大街上”。因此，员工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只要是上班时间，就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在“上班”。三是文化馆工作十分随意。员工上班去与不去，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差，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所有人都可以象当时的余华那样，“过着自由的生活”，也就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

　　余华所说的情况，显然并非有意揭文化馆的短，存心与文化馆过不去，而确实是文化馆工作状况的真实写照。据笔者了解，在文化馆系统，这种状况绝非特例，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也同样存在。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单位是难以继续生存的，但文化馆是一个集政府包养与自主创收为一体的特殊组织，虽然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相当薄弱，但只要一心跟着有关部门转，自身的特殊地位就不会动摇；只要公益性事业单位的金字招牌还在，公共财政的包养关系就不会变化；只要馆舍设施可以用来搞经营，单位的预算外收入就会有保障。这样，所有员工自然可以无忧无虑、悠闲自在地混着。有文化的好混，没有文化的也好混；有专长的好混，没有专长的也好混；有专业技能的有他们的混法，没有专业技能的也有他们的混法。混得好的成了作家艺术家，再评上个研究馆员或拔尖人才干干，混得不好的，即使不能成名成家，也不至于丢掉“铁饭碗”。到目前为止，文化馆恐怕只有进不去的人，而没有混不下来的人。近年来，即使辞退率极低的公务员，据人事部统计，自1996年至2003年，至少也有1.9万多名不合格的被辞退，而工厂下岗的或被辞退的工人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文化馆却几乎没有被辞退的员工，职业风险几乎为零。难怪当时余华在没有成名成家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他“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但日子却过得很不错。试问这样的“公益性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其“公”究竟表现在哪里？而“益”又体现在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