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如歌

    ---张氏三凤堂家族在泰兴的足迹

    家族史，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并非所有的家族都能在历史上留下较深的家族印记。大浪淘沙，风云流散，只有那些人才相继，名流辈出，从而对社会生活某些方面产生过较深影响的家族，才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较为丰厚的家族文化积淀。这样的家族，就是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也就是泰兴人常说的“大家人家”。

　　在泰兴历史上，张氏三凤堂家族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望族。八百多年来，从这个家族中走出过博雅端方的天国使臣，走出过神秀颖发的耿介御史，走出过忧国忧民的铁骨铮臣，走出过勤政爱民的武状元，走出过死而后己的抗日志士。这个家族中曾孕育出展现聪明睿智的小品，曾为四库全书增添过精彩的奇葩。走进三凤堂的历史殿堂，让人有一种敬畏与惊奇的感受，产生一种发自肺腑的遐思与感叹，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沸，也有发自民间的精彩乐章，让人流连忘返，令人魂牵梦萦。让我们踏上三凤堂那印满历史痕迹的石阶，穿过昔日张氏宗祠的重重廻廊，一道去探究三凤堂家族在泰兴的足迹吧。

　　张氏三凤堂家族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后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箴言振聋发聩，显示了这个家族历史的深远与沉重。

　　北宋末年，张氏三凤堂的泰兴始祖张本真随父落户泰兴时尚在幼年，立脚之初，张氏三凤堂的祖先们经过了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荜路蓝缕，备尝艰辛，直至明清时期，家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特别是由于科举文化的涌动，三凤堂家族五世祖、江西饶州府知府张忠和他的两个儿子张琳、张珹在科名、学业、仕宦上取得了相应的成绩，成为“数世科名，门第清华”的衣冠读书之族。明弘治、正德年间，隆兴桥张氏家族的八世孙张羽、张翀、张Hui兄弟三人相继考中进士，并都任过御史，朝廷敕建“三凤”牌坊。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实，张氏家族遂将家族的堂号命名为“三凤堂”，并在隆兴桥东兴建了张氏宗祠。

　　在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是公认的书香门第。所谓书香门第，即世世代代尊重知识、尊重文化、追求真理、讲究科学的家族，他们爱书、读书、藏书，且功名相联，学术有造诣，文化有建树，不为功名所惑，不为世俗所迷，情操高雅。他们对于社会的文明生活有着良好的模范作用，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引导作用。有鉴于此，张氏三凤堂家族给予人们一种信誉、一种敬仰、一种崇拜，而人们这种信誉、敬仰、崇拜的心情，不是什么权力机关颁赐的，也不是任何功利主义者所期求而可得到的，书香门第，是社会的公认，人们的共识。人们从心底里把书香门第作为家政管理的最高目标，社会把书香门第作为社会管理的最佳典范。明清两代，张氏三凤堂家族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显著成绩，共有进士十二名，其中状元一名，贡生以上功名者达二百余人，每代都有若干人，从未间断过。宋、元、明三代，泰兴推举乡贤八人，三凤堂二人，清代泰兴乡贤四人，三凤堂三人。

　　为了表彰张氏三凤堂家族，朝廷在泰兴建了官职坊四座：

　　文翰坊，为张珹，是颂扬他能博究群籍，词翰美赡。

　　双豸坊，为张羽、张翀兄弟二人均任过御史而建立的。一种说法是，“豸”是一种神羊，能别曲直，楚文王常获之，以为冠，这种帽子称为“豸冠”，或称为“獬豸冠”，是政府执法的御史所戴的；另一种说法是，“獬豸”又可称为“解豸”，形似山羊，只有一角，古代审判讼案时，对于说谎的人，“解豸”会用它的角去触刺，使审判官不会因谎言而被蒙蔽，可以得到公正的判决，所以人称为“法冠”。张羽兄弟任御史期间能尽言责，所以建双豸坊作为纪念。

　　三凤坊，是为了纪念张羽、张翀、张Hui三兄弟而建立的。兄弟三人都是进士，又同是御史，所以称为三风。古代用三风来颂扬兄弟齐名，学行并著的例子很多。

　　大司马坊，是专为张Hui曾任兵部侍郎而建立的，大司马为古代官名，是六卿之一，执掌兵政。所以用大司马作坊名。

　　科第坊三座：

　　毓秀坊，建成城东，为纪念张珹而建。张珹虽是由荐辟而考中举人，但他的后裔考中进士举人的有多人，所以用毓秀作为坊名。

　　状元及第坊，是为纪念张兆璠考中乾隆十三年武状元而建的，在儒学西边。

　　六子登科坊，是为了纪念张彤、张修、张彧、张珍、张彬、张彦兄弟六人，自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十六年之间，先后都考中了武举人，张修还考中了武进士而建的。

　　恩例坊多座，最出名的有纪念张政的尚义坊，纪念张育宁的恩光坊等等。

　　在泰兴，至今还留有多座与张氏三凤堂家族有关的古碑刻。

　　在仙鹤湾风光带，矗立着一块刻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的“泰兴县城堑落成记”碑，俗称“大明碑”。

　　石碑高2.4米，宽0.8米，全文正书16行，共628字，为张Hui所撰，主要记述了泰兴筑城经过及城垣的范围。

　　自宋以来，泰兴城墙屡建屡毁。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泰兴也遭到倭寇的骚扰。针对泰兴无城墙，易遭倭寇荼毒一事，退休在家的张Hui直接至书巡抚郑晓，除要求筑城外，并建议郑晓为保证工期，在朝廷下令修筑之前，就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于是，郑晓和御史李时逢、莫如士联名上奏嘉靖皇帝，建议修筑泰兴城墙。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经过泰兴军民的共同努力，城墙“阅期月而功告成”。

　　建成后的泰兴城墙，“凡七里有奇，其围一千三百五十有三丈，高二丈，堞五尺，壕广八丈”，城内一周还有马道，以利运兵。城墙上有五个城门，分别取名曰镇海(东)、阜成(西)、澄江(南)、拱极(北)、通济(西南)，五个城门同时建有吊桥供军民进出。

　　泰兴城墙落成后，张Hui虽已77岁高龄，但仍提笔据实纪事，撰写了这篇碑文，记述了这一段史实。

嘉靖三十五年，城刚竣工，倭寇即来侵犯并迫近城下，城上卫士射杀两倭，余倭逃命而去，泰兴城遂得以保全。

　　在朱东润纪念馆还有两块石碑，一块是《遗带亭记》碑，记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出身的江西南昌人舒曰敬来泰兴任县令，他“锄奸宄而剔巨蠹”，打击地方上的“豪者”、“强者”，深得民心，“民甚戴之”，同时，也获得了正直的士子的拥护。舒曰敬为官清廉，也就没有钱去上下打点，又因为脾气“强直”，上司就不喜欢他。第二年八月，即万历二十一年八月，舒曰敬得罪了下来考察的吏部使者，加之泰兴的土豪劣绅又去告状，使者免去了他的知县职务，于是，数千名泰兴百姓去官府诉说舒曰敬的冤枉，但当事者一定要舒曰敬下台。舒曰敬去官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将自己做官时的腰带解下来换成钱做盘缠，见到此情此景，泰兴的老百姓“哭声震市”，暗地里大家凑钱把舒曰敬的腰带赎出来，并专门在东门为这根腰带建了一个遗带亭。然后，张京元奔赴千里之外，找到状元公焦竑，请焦竑专门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为舒曰敬树碑立传。

　　焦竑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舒曰敬的遭遇引起了焦竑的共呜，状元公欣然命笔，写下了“遗带亭记”这一令泰兴人传颂的名篇。文中，状元公发出了“千人之誉，不足胜一人之毁；闾阎之情，又不足回尊膴者之意，欲以弛张如意，安位而行志也，其可得乎”的感叹，对“豪者兼众弱以成私”，“强者眯上目以噬下”的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病入膏肓的晚明社会，“今之为令者难已”，要做一个好官，要想“植弱扶倾”、“察渊洞微”，要在“治民”与“获上”之间求得一致是不可能了。

　　文章写好后，由焦竑的挚友、长于书法的张京元书写了碑文。

　　舒曰敬去官走了，但遗带亭矗立在泰兴大地上，《遗带亭记》长期为泰兴百姓所传颂，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只要真正为老百姓办事，不管他以后遭遇如何，人民总不会忘记他，会永远纪念他。

另一块是《桐竹园》碑，桐竹园是张玉履及其后裔的住宅。张玉履曾任长子县、行唐县知县，在任内关心民间疾苦，整肃吏治，清正廉洁，史称“字民肃吏，垂橐而反”，橐，指口袋，比喻张玉履离任回乡时，两袖清风，口袋空空回家。他的门生谈到他在长子、行唐二县知县任内的业绩时说：“性敏而仁厚，所在多惠政，闻两邑(指长子、行唐)之民，或曰神君，或 曰慈母，岘山渤海之谣，藉藉满辇下”。张玉履是康熙朝名臣鄂尔泰和蒋廷锡的恩师。雍正元年，鄂尔泰任扬州总督，拜见恩师时张玉履要求他“不爱钱、不畏势、不受请托，以求仰答君父。”

　　在泰兴城北郭家寨，还有张公任墓。

　　张公任，原名人杰，泰兴县城老虎巷人。日军侵占上海时，回苏北组织武装斗争，成立江苏省民众自卫队通如区右翼指挥部，任指挥官，并以民族利益为重，排除干扰，提出“不问党不党，只问抗不抗”、“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口号，广招人才，与陈玉生等部合作抗日。29年7月，新四军挺进苏北，公任与新四军叶飞、管文蔚、惠浴宇等接触频繁，更坚定了团结抗日思想。郭村战斗发生时，公任率领的三纵队给新四军让路，并赠送枪支弹药，深得陈毅司令及新四军有关将领的赞许。10月，黄桥决战打响后，公任及三纵队积极协助新四军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除支援枪支弹药、医疗物资外，还组织救护队，接纳新四军伤病员。

　　八百多年来，三凤堂的祖先还给他们的后裔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张羽的《东田遗稿》，该书入选《四库全书》，纪晓岚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皇华集》、《木田诗钞》等数十部著作展现了三凤堂族人聪明才智，而张京元留下的小品文和书法作品则在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氏三凤堂家族还留下了大量的家谱，研读这些家谱，可以清晰地展示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嬗变的轨迹。八百多年的家谱资料，将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至善至孝的道德规范，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积淀在人们的生活里，不但用以律己，而且用以教育后代，家风象一根看不见的红线，连接着世世代代的张氏子孙。

　　《泰兴县志》中曾收录了5篇泰兴古代名篇，4篇与张氏三凤堂有关。除了、清乾隆四十年知县胡宁的《重修奎文阁记》(记述了张氏三凤堂家族后裔张廷鹤、张家熹重修奎文阁的事迹)，还有张羽的《劾刘瑾疏》，张Hui的《谏南巡疏》。

　　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张羽不畏权势，仗义直言，弹劾刘瑾罪状，张羽在列数了刘瑾蒙敝圣上不理朝政，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冒功领赏，任用私人的大量罪行后，称刘瑾“为国家天下之大蠹”，对上疏的后果，张羽也很清楚：“臣固知今日言之，明日必为刘瑾所中伤，祸不旋踵，然身为王臣，复有言质”，“死生轻重之间，臣筹之熟矣。”其刚正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后果然不出张羽所料，刘瑾一伙将他下锦衣卫狱，但后人却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史书对张羽御史任内的评介是：“晋内台，伸威提法，风裁徵明，不为利疚，不以势诎。”清《四库全书》的主编纪晓岚称他：“抗疏劾刘瑾，直声震朝野。”

　　张Hui从小就确立了做一个敢说敢为、敢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正臣、良臣的志向，国家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何况身为志在安邦济民的儒家传人，在御座之前作官当然要不苟立于朝。综观张    为官的三十余年，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但“直谏”，而且敢于“死谏”，敢于“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血染春秋经。正德十四年春，武宗一意孤行，又要巡行南方。一旦成行，势必造成隋炀帝下扬州的祸国殃民之举。这个消息如石击水，在朝廷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以翰林院修撰舒芬为首的大臣们集合阙下，谏阻皇帝远行。时任礼部精膳司主事的张Hui也上疏正名，疏中张Hui慷慨陈词，力陈南巡之弊，谏阻武宗南巡，这就是著名的《谏南巡疏》。武宗将谏南巡的大臣统统痛打三十廷杖，其中十一人惨死于棍棒之下，张Hui也差点丢掉性命。但是，张Hui为国家着想、为百姓请命的大无畏之举，敢于为信念置荣、辱、生、死于度外，面对廷杖、诏狱而无所畏惧的浩然之气，受到了朝野人士的敬仰。

　　一部名门望族史，变幻着历史风云，凝结着人世沧桑，负载着文化的传继，其丰厚底蕴，焕发着异常的色彩，决定了其在社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至今，人们对张氏三凤堂家族中对泰兴人民作出贡献的族人充满敬佩之情，许多有关张氏三凤堂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在新区，人们用张Hui的名字命名了一条河——羽惠河，并在河边建了一座状元亭，纪念张八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