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秋梦圆龙河　　

　　——流沙河泰州寻根始末[2]

　　回溯历史就象打捞沉船，张定以学识为舟船，以积淀的谱牒为缆绳，迎着和畅的惠风，将回眸的责任、饱读的自信，悠悠地抛向千淘万漉的近代史深处，打捞出的是一罐裹着绿苔的余姓家族史。

　　说出来，简直石破天惊。

　　为了探求该宗谱与流沙河的关系，张定夫妇将宗谱反复阅读，小书房的灯光每天都亮到深夜。渐渐地，余氏家族的墓葬习俗引起了张定的关注。这是汉族的丧葬习惯吗？难道他们不是汉人？

据余氏宗谱记载，自明初至清道光年间，余氏后裔仍保留了大量蒙古游牧民族的习惯，在丧葬方面尤为突出。

　　1.余氏家族保持了速葬的习惯。

在泰兴地区，好多大户人家有停柩于堂的习俗。人去世后，棺材在家搁三年才落葬，在张定的记忆中，他的曾祖母的棺材在家中堂屋内搁置了十多年，后来由于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才落葬。而余氏宗谱则强调“宜速葬”，“岁久不葬，停柩于家者，其罪甚大。死者不安，生者必不昌矣!”故“断不可以久停矣”。这也反映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风俗习惯。据了解，这一习俗目前远在四川的流沙河家族中仍保留至今。

　　2.墓碑。

　　我们常见的墓碑是立于墓前，上书某公某某之墓，供人瞻仰。而墓志铭有的刻于墓碑背面，也有的另用一石刻制，或埋于地下，或与墓碑同立于神道。而余氏家族是“刻志石：用石二片，一为盖，刻曰某官某公之墓，无官则曰某君某甫，一为底，刻其名字爵里、三代世系、生卒年月、子孙孙女以及葬所，妇人则俟夫葬，与夫同志。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铁束束之，埋于圹前。”圹，棺材也，下葬时，墓碑、墓志铭字面相向用铁束束好埋于棺材前，墓碑、墓志铭人们是看不到的。

　　3.泰兴人墓葬砖砌的较多，而余氏墓葬“止用灰砂”。

　　4.泰兴人墓地多栽松柏，而余氏墓葬“墓头有木则去之”。

为什么余氏家族的丧葬习俗和我们大相径庭呢？利用出差的机会，张定到上海、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资料，仔细阅读了《黑鞑事略》、《草木子》等古籍和《辽夏金元陵》等研究墓葬习俗的专业书籍，确认这些风俗习惯都是蒙古族特有的，都与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有关。蒙古人盛行土葬，葬地对外保密，“有棺无冢”，地面上不留坟冢等标志。《黑鞑事略》文中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又据《草木子》载：“国制不起坟垅，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以千骑守之，来岁草及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更对埋葬死者的习俗做了详细的描述：蒙古人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会到秘密的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坑的边缘，挖一个地下墓穴，把尸体放入墓穴中，然后他们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没有人能

　　发现这个地点。

　　象闪电一样，张定脑海中闪现出余氏宗谱中的一个细节：

　　余昇孙子余杰在明初娶泰兴瞿善之女为妻，结婚时间应不迟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笫二年，即洪武十三年，其子余昶出世。在封建社会中，子女的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元月窗公主的曾孙女就嫁了泰兴望族子弟、后任江西饶州府知府的张忠为妻(其墓志铭石刻现存泰兴朱东润纪念馆)。而瞿善是何许人？明史上记载得清清楚楚，洪武二十六年的吏部尚书。当时明王朝丞相一职刚撤，吏部尚书无形中变为百官之长，成为辅弼政事之重臣，且瞿善深得明太祖信任，朱元璋对瞿善的评价是“宇量宏润，他人莫及”，并对大臣们说：“瞿善，朕之良佐，何患天下不治者!”虽说瞿善和余氏联姻时瞿善还未飞黄腾达，但他决不会将女儿嫁给一个毫无根基的人家。据考，余杰在家中还建有“藏书拙修阁”，余氏宗谱上也说：“居北城之地，则首推余氏”。

　　掩卷深思，凭着多年研究家谱的经验，张定意识到这里面可能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蒙古裔”、“瞿善女婿”，张定睡在床上辗转反复，一向睡眠质量很好的他失眠了。突然，阿术、月窗公主、蔡梦祥，几个名字鱼贯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难道他们是蒙古王爷的后代，余杰的王爷府背景才是其成功联姻的保障。

阎祟东著《辽夏金元陵》中的一段论述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然，随着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和元朝政权的建立，蒙古民族的葬俗也日益和汉族同化，到了元朝中后期，普通的蒙古后裔的葬俗和汉民族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在蒙古贵族特别是皇族中，其葬俗、葬式仍然保持着其特有的东西。”余氏家族的后裔们虽说也在逐步汉化，但至明代仍保留有墓地上不栽树、不砌砖墓，尤其是将墓碑、墓志铭埋于圹前的地下，地上不留痕迹的习俗，证明了他们不但是蒙古后裔，而且是贵族或皇族后裔。

　　这时，张定想起了几年前在如皋水绘园参观时讲解员的一番介绍。

　　元初，忽必烈封其第九子为镇南王，赐田于如皋，并于如皋城内集贤里建有府第，至今仍留有门厅叁间。明初，朱元璋登基后，“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太祖洪武实录》)。因此，元明鼎革之际，蒙古人的后裔纷纷变汉姓，镇南王后裔变汉姓为“冒”，仍聚居集贤里，并连中进士，世代为官绵延200余年，集贤里也改称“冒家巷”，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就住在巷子西侧，他和金陵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的风流韵事就是从冒家巷西侧的层层院落里飘逸出来，缠绵了300多年。

张定还从《元世祖本纪》和《阿术传》中了解到：元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中书左丞相阿术以定扬州功，实封泰兴二千户事。

　　又据《泰兴县志》记载：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蒙古大军渡江，蔡济率领泰兴、江阴百姓迎接河南张宏纲军，因有战功，历任泰兴尹、泰州监始、扬州路总管，后因以征倭寇功迁检校尚书。蔡济之子蔡梦祥少负大志，文武双全，才干出众，因父功，月窗公主下嫁给他，授为驸马都尉、河南投下管民总管。县志中还说，“公主信教向善”，“把住宅分别施舍给延佑观和庆云禅寺，邑中所收赋税，都用以施舍给贫乏乡邻”，在泰兴有很高的威信。

　　那么，阿术和蔡梦祥、月窗公主是什么关系呢？

　　《元史•地理志》记载，扬州路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

　　按《元史•虞集传》载，“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赀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考绩通典》也说，“元制，其宗王之女，皆称公主。”以伍真父事例，蔡梦祥娶的是诸王之女，故所授官亦为郡总管，而他的岳父就是受封于泰兴、食邑于泰兴、定居于泰兴的元中书左丞相阿术。此人当为流沙河之远祖。

　　元朝末年，由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的征战，造成泰兴“垣堞残毁”，许多泰兴百姓背井离乡。据《张氏三凤堂族谱》记载，张定的四世祖张福“几弱冠，遭元季兵燹，家道荡析，周旋干戈间，遍历艰险”，连家中从开封带过来的家谱等都毁于一旦。直到明初，“迨我国朝定鼎，始获得旋乡里”，才回到泰兴。这时，祖宅因遭兵燹，“视旧居，惟一二址耳”，但子孙们并未离开故旧之地，又在此祖居之地大兴土木，重建家园。

　　当其时，泰兴人称蒙古人为“鞑子”，阿术在泰兴的后裔赖以生存的食邑及所收的赋税肯定都没有了，战乱使他们在泰兴再也呆不下去了，不得不远走他乡。在流亡的过程中，按朱元璋的指令，阿术的后裔也变汉姓为“余”。后来，其中的一支由安徽返回泰兴余家湾的老宅，因为有亲戚在泰兴，能得到当时泰兴的大族蔡氏家族的帮助，能很快站住脚跟。

　　返回泰兴的这个人取名“余昇”，以后修谱时还杜撰了一个“昇公先世原籍邳州，或云徽籍，因宋南渡，遂负笈书剑迁徙延令(泰兴古称)村北，见景色灵秀，风俗沌美，故为之卜择兹焉”的故事。余氏宗谱中记载：“余昇”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年)，殁于明洪武七年(1377年)，与宋南渡的1127年相差200余年，就足以证明其南渡来泰之言为虚。而他的后代则说：“先世之渊流名号未详，则以我昇公为始祖”。

那么，为什么说余昇是从安徽来泰的呢？

　　张定在多年的谱牒学研究中，发现古人编撰谱牒时远没有现代人严谨，用他们的话说，叫做“疑以传疑，信以传信”，而且，他们往往把不想公之于世的真实的东西，如余昇是从安徽历尽艰辛，回到泰兴的这一事实，深深地隐藏在编造的故事中。所以，现代人引用古谱、古碑刻时，若不加以详细的考证，很容易陷入误区。因此，张定认为，一大段家族历史的叙述中，“或云徽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点睛之笔。

至此，张定明确论定，只要确认流沙河是蒙古裔，余姓是元末明初后改的，那么，这本道光谱则是流沙河家族的老谱无疑，流沙河的祖籍地也就可定为泰兴城北老龙河边上的商井村。

　　消息反馈到泰州，晚报的记者们将信将疑，说老先生是蒙古裔，并且不姓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张定又言之凿凿，只好将消息试探性的透露给成都，谁知立即得到老先生认可，流沙河说：“我们家族内部口头传说是蒙古裔，有‘九子十进士’、‘一女打荆官’的传说。”接着，老先生淡淡地表示：“本不姓余，冒姓余也。”

　　啊，记者们从内心发出感叹，可敬的张定先生，真有你的！

　　侃侃而谈，丝丝入扣，眨巴眨巴沾满历史灰尘的睫毛，你可以不信考证，但你得相信历史就是这样的沧海桑田。

　　2006年1月20日，《泰州晚报》头版登出大字标题新闻，“流沙河祖籍泰兴城北”，小标题是“流沙河表示，明年春暖花开之际，回乡省亲”，第五版还报道，记者与流沙河通话时，老先生对这次泰州寻根取得实质性进展，激动不已，请本报代向老家人民问好。

　　2006年春节后的一天，吴向洋、程越华等聚会于长征路张定的书房，大家轻轻地翻阅破页飘零的余氏宗谱，谁也不作声……

　　上天啊，这就是那扯不断、剪不断、斩不断的千古血缘啊！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此后的某一天，流沙河老先生能坐到这儿来，用他那瘦弱而苍劲的手指，弹奏一曲欲哭还笑、婉而多讽、亦庄亦谐的“离离原上草”；希望远方的白发游子返回故里，喝一口家乡的龙河水，看一眼龙河儿女谱写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