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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生死约

◆封志龙  本报记者  曹锦华

    “刘绍安，男，74岁，共产党员，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泰兴市新市供销社离休干部。在上甘岭战役的一次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侦察排长的他与班长张志久相约：‘如果一方牺牲了，一方活了下来，活着的就要负责抚养对方的父母。’就是这个生死约定，令刘绍安默默奉献了近半个世纪。”

        当江苏省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新人新事评选候选人名单在报端一公布，刘绍安连同他传奇般的经历拨动了全省人民的心弦。几个月中，选票犹如雪片似的飞向主办单位。结果，他以40多万张选票光荣当选为“十五佳新人新事”之一。

    战场结友情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驻扎苏北靖江的人民解放军某师补充了一批新兵。一天，师侦察连排长刘绍安和连长奉命去新兵中挑选侦察兵。在某团九连，他们瞅上了一个十八九岁、高挑个儿、双眼机灵的新兵，名叫张志久。张志久被调到刘绍安排里后，刘绍安就像亲哥哥一样地关爱着他。初春寒冷，他俩同睡一个被窝；发牛肉、蛋粉罐头，刘绍安自己舍不得吃，总是让给张志久。他俩肩并肩、手携手，一起渡江作战，一道解放上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结下了战友深情。

　　张志久，泰兴县南门外毗芦市东三圩村人，家境贫寒，一家七八口人栖居在两间芦苇搭的草棚里。父亲是个在外做小生意的流浪汉，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5个年幼的弟妹，靠母亲种的一亩二分田维持生计，也是吃了上顿无下顿。刘绍安与张志久一样，也是苦出身。他家住山东新泰县羊流镇沟西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全家人吃的是花生壳、地瓜藤、榆树皮、玉米棒子芯，睡的是烂泥掇的炕，连一床棉絮也没有。父母无法养活全家，忍痛将他的两个姐姐卖给人家做童养媳。11岁上，刘绍安又因生活所迫，去给地主放猪，饱尝了人间凄苦。同命相怜，刘绍安十分同情张志久。当新兵时，张志久每月只有3块钱津贴，他一分也舍不得花，积聚三个月给母亲寄一次。那时刘绍安的排长津贴是12元，每月给母亲寄钱后还有2元结余，他就每月塞给张志久2元钱，让他凑一凑，一起寄回家去。部队入朝作战后，刘绍安由排级提了副连级，津贴涨到36元，每月总是慷慨解囊，掏10块、8块的，给张志久接济家里。对此，张志久感激涕零，把他视为“世上最亲的人”。

    相约堑壕里

        一踏入朝鲜国土，隆隆的炮声在山野里回响，敌机贴着山头和公路低飞，处处笼罩着战争的烟云。为了保家卫国，捍卫世界和平，张志久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作战非常勇敢。一有侦察任务，他总是主动请缨，带领小分队潜伏到敌人心脏捉“舌头”，搞情报。因而他屡屡受到上级的嘉奖和记功。

        1951年5月，一场震惊世界、永载战争史册的上甘岭战役的激战拉开了序幕。照例，连里在作战前夕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刘绍安带领全排战士准备弹药，修筑工事，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根据作战任务，他们要在翌日凌晨前秘密插进敌巢丁子山红源里侦察情况。晚上，正在战壕里倚枪待命的刘绍安与张志久相对而坐。细心的刘绍安发现，平时又说又笑、活泼开朗的张志久，这时变得沉默寡言，像有满腹心事似的。“想什么呢？”刘绍安和他碰了碰肩，关切地问。“打仗九死一生，死，我不怕，就是放心不下自己的父母！”“俺山东老家也有老母，说实在的，谁不挂牵呢！不过，好男儿为国捐躯是光荣的。”“那父母靠谁照顾？”沉默一会，刘绍安想出了好主意：“这样好不好，我和你来个约定，如果一方在战斗中牺牲了，一方活了下来，活着的就要负责抚养对方的父母。”“好，一言为定！”张志久欣然应允。当下，他们找来铅笔和压缩饼干的包装纸，各自写下了家庭地址，装进弹壳里，郑重其事地交与对方，然后，各自又小心翼翼地藏进内衣口袋里。

　　战斗在子夜进行。刘绍安率领的侦察排像一把犀利的尖刀插向敌人前沿阵地。在行进道路上，他们遭到敌人一个暗堡火力的阻击。枪声一响，左右两侧的3个暗堡也一齐发疯似的向他们开火。面对密集的火力网，刘绍安果断指挥：“先炸掉当面暗堡！”第一爆破组上，倒下了；第二爆破组上，又倒下了。刘绍安心急如焚，抱起爆破筒，就要往前冲。在这生死关头，张志久一把抓住他：“排长，你要指挥全排战斗，让我去！”说罢，他带着两名战士操起爆破筒，飞也似的匍匐前进。100米、50米、30 米，……离敌人暗堡越来越近了，哒哒哒，一梭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张志久的胸膛。倒在血泊里的张志久咬咬牙，拼死向暗堡爬去，和战友一起炸飞了暗堡，为部队发起进攻扫清了道路。天亮的时候，身中7弹的张志久被担架抬下战场，送往后方医院。送别时，刘绍安见他面色苍白，已无说话的气力。他吃力地用眼神看了看刘绍安胸前的口袋。刘绍安明白他的意思，一面安慰他好好养伤，一面噙泪对他说：“放心吧，如果你有三长两短，俺一定照顾好你家里。”不几天，就从后方医院传来了张志久牺牲的噩耗。

　　以“儿子”名义

    　在阵地前沿的一所帐篷里，刘绍安抑制悲哀整理了张志久的遗物：衣被、毛毯、翻毛皮鞋等生活用品，3枚军功纪念章，还有祖国亲人慰问的毛主席铜像、印有“最可爱的人”的茶缸。为了不致张志久老人极度伤心，他决定暂时瞒着他的家人，遗物由他代为保管。

　　到了一月一次发津贴的时候，刘绍安眼前浮现出往昔张志久蹦蹦跳跳和他一起去师后勤给家里寄钱的情景，思绪难以平静：张志久当班长后，津贴增加了，每月都给父母寄10元。现在，他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不能给父母寄钱了，若是寄钱中断了，他父母莫不起了疑心？再说，自己已经许下诺言，抚养他的父母，说话总得算数。想到这些，刘绍安毅然决定每月以“张志久”的名义给他家里寄钱。虽说刘绍安排长这时津贴已是30多元，但他手头上并不宽裕，远在山东的老父亲刚刚病逝，体弱多病的母亲孤身一人，他每个月都给老母寄20元生活费。他把两个家庭的状况作了一番比较，觉得张志久家里人口多，弟妹小，比自己家里更困难一些，自己母亲还有出嫁的姐姐照顾哩。于是，一个寄钱计划产生了：将原来每月给母亲寄的20元调整为10元，给张志久父母每月寄20元。

　　生怕自己的笔迹会露出破绽，刘绍安找到连文化干事----张志久生前给家里写信、寄钱都是由他代笔的，请他仍以张志久的名字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信”，填写了汇款单。以后，每月领了津贴，他总是按时给张志久父母寄去20元。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刘绍安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从不声张。直到两年后的一天，部队首长找他查询此事时，这个“秘密”才被捅破。原来，1953年7月，停战协议签订后，政府开始为志愿军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泰兴县政府给张志久家里送来150元抚恤金。他父母顿时发愣了：“志久没有死，他还每月往家里寄钱、写信呢！”莫非烈士名单搞错了？县政府又发函到部队核实。这时的刘绍安已擢升连指导员了。师首长问他钱是谁寄的，这时他才一五一十地道出了实情。

　　张志久父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一方面为失去儿子而痛心，一方面又为刘绍安的高尚品质所感动。他们给刘绍安写信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同时表示：“你也有家，也要赡养老母，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了。”刘绍安急了，在给张志久父母的回信中说：“我如果不帮助你们，你们一家靠什么生活？再说，志久信任我，把你们托付给我，我已当面向他承诺，如果我食言了，怎对得起死去的志久！”

　　刘绍安仍一如既往地按月给张志久家寄钱。                    

　　婚恋的抉择

    　又过去了半年多。一天，刘绍安接到志久母亲写来的一封信，关切地问他成家了没有，说家里穷，对他的恩情无所报答，如果还没有谈对象，她愿意将比他小6岁的志久的大妹桂芳许配给他，不知他愿不愿意。面对这出乎意料之外的“提亲”，刘绍安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从扛枪的那一天起，他一直驰骋沙场，出生入死，压根儿没考虑过自己的婚事。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尾声时，快近30岁的他更英俊干练了，加之又是志愿军的一名年轻军官，引起国内不少姑娘的爱慕。那段时间，他经常收到国内姑娘寄来的求爱信。其中有两位姑娘令他犹豫不决。一位是他母亲在本村给他物色的。母亲在信中告诉他，这小妮子长的俊，又勤快，她身体有病时常来照料她。要他回去相亲。另一位是副营长爱人牵的线，家住安徽蚌埠，是个中学毕业、灵秀貌美的女青年。女青年已给他鸿雁传情，还寄来了照片。说实在的，这两个姑娘都合他的意，究竟选择哪一个？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没料到，现在又冒出了第三个，这可怎么办？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意与张志久的妹妹桂芳结为连理。当时他的内心深处是这样想的，我若是在老家或是在蚌埠谈对象，成了家，与张志久家远隔千里，怎么可能履行照顾他父母的责任呢？有的战友听说志久的妹妹是个文盲，长好长孬刘绍安还不知道，便劝刘绍安说：“老家姑娘贤惠、勤劳，蚌埠姑娘有文化，又漂亮，说什么也比志久的妹妹强。再慎重考虑考虑吧！”刘绍安回答说：“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与志久立过战场生死约，只有把他的父母当作我的父母，才能更好地履行生死约。至于对方长得怎么样，这不是主要的，哪怕她是瞎子、聋子、拐子，我也要娶她。”

　　不久，刘绍安正式将未婚妻张桂英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并填了家属入朝志愿书。获得批准后，张桂英拎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她亲手给刘绍安纳的一双布鞋和家乡土产地瓜干），经过5天5 夜的旅途颠簸，来到朝鲜完婚。那天上午，她和其他探亲的志愿军家属被送到师部驻地，不巧，刘绍安正在给连里上政治课。一会儿，刘绍安来了，见好几位家属坐在一起，又不认识张桂芳，便不好意思地上前问谁是张桂芳。第一次见到刘绍安的张桂芳羞涩地应声站了起来。中等个儿、大眼睛、身后拖两条长辫子，着一身咔叽布衣裳，腼腆、朴实，这是她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向对方作了自我介绍后，将她带回了宿舍。桂芳从包袱里抽出那双布鞋，要他试试，他浑身使劲也拔不上，因为她不知道他的脚多大呀。虽然穿不上，可毕竟是她千针万线缝制的，他的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当晚，刘绍安买了2斤喜糖，和桂芳在一座地窖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55年的一天，刘绍安偕妻子捧着一束洁白的金达莱，来到江元道志愿军烈士陵园，和永远留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友、兄弟张志久作最后的诀别。                

　　为二老送终

    　1963年初，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刘绍安又面临了一次重要选择。组织上找他谈话，有两条路摆在他的面前，征求他的意见。一是去西北生产建设兵团，如去的话，他可以官升两级，由副营提为副团；二是按“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转业回山东老家。然而这两条路都被他否定了。他向组织袒露自己的心迹：“若去西北建设兵团，固然对自己的前途有利，但很可能一去不复返，张志久的父母谁来恃奉？我的老母已在4年前去世，老家还有3个姐姐，她们很希望我转业回到老家去，好互相照应。但我顾了这一头，就顾不了那一头（指张志久家）。”思忖再三，他郑重地向组织提出了转业到江苏泰兴的请求。按当时的政策，转业到外省是不允许的，师领导开始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刘绍安便跟领导磨嘴皮子，听了他情真意切的陈言，领导感动了，破例批准了他。

　　刘绍安转业来到泰兴，县里先是安排他到县商业局当股长，不久又派他去条件艰苦的永安供销社任主任。从回乡的那一天起，他和妻子张桂芳共同撑起了张志久烈士这个苦累贫寒的家。先说住的。还是张志久参军时那两间破草房，麦秸盖的屋顶，烂泥糊的墙。刘绍安拿出在部队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盖了3间瓦房，使张志久的父母弟妹平生第一次住上了新房。再说吃的。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张志久家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为了能勉强填饱张志久家人的肚子，每月领了工资，他就四处托人买地瓜、胡萝卜、高价米。他甚至将自己从部队带回来的最心爱的一只手表、一双大头皮鞋卖了，买高价米。

　　张志久的母亲早在1958年就患了食道癌，刘绍安曾把她接到部队医院医治一年，稳定了病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刘绍安转业落户志久家后，每月花32元钱请了一位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定期为她检查治疗。1964年，志久母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刘绍安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要蹬上自行车，从30多公里外的供销社赶回家，照料老人。即使刮风下雨，也未中断过一次。隆冬，老人病危期间，想吃黄瓜。天寒地冻的，哪有黄瓜呀！为了不让老人失望，刘绍安对老人说：“让我去想想办法。”骑车到县城，寻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他又转乘公共汽车去扬州，还是未见黄瓜的影儿。咋办？他买了几根酱莴苣，回家剥了皮，用水浸泡一下，给老人吃。老人问：“安儿，这味怎么不像黄瓜？”“娘，这是冻了的黄瓜，你就吃一点吧！”临终前，刘绍安索性请了假，日夜守护在老人床前，为老人倒痰盂、擦身子、剪指甲。老人吃力地拉着他的手，颤动着嘴唇说：“你真好，比亲儿子还亲。你为张家受够了苦，我们全家对不住你呀！”刘绍安禁不住双眼湿润了，他对老人说：“娘，我是代你儿子志久来尽一分孝心的，他活着的话，一定比我做得更好。”老人去世后，刘绍安按当地的风俗，为老人办理了丧事。

　　两年以后，志久那在外地做小生意的父亲也因重病回家。刘绍安仍像悉心服侍母亲一样地照料他，直至他去世。二老撒手人寰后，撇下3个未成年的弟妹，刘绍安又担起了供养他们生活、上学的重担。后来，他为志久两个弟弟盖了房，成了家。

　　如今，刘绍安膝下儿孙满堂，一家三代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当他回首自己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时，无怨无悔，因为他信守了战场生死约！

　　（本文发表于1999年5月7日《解放军报》，刊登时题为《生死之约》，内容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