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更为重要的是艺术还要积极地影响生活。电影《生命之约》正是这样一份让人知荣明耻的精神大餐，正是这样一束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征程中透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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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仁泉在电影《生死诺言》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泰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编剧  戴仁泉

（2007年4月2日）

各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春江水暖，桃红柳绿。在这鸟语花香、充满生机的季节里，由中共江苏泰兴市委宣传部、中视飞天文化艺术中心、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三家联合摄制的电影《生命之约》（现已更名为《生死诺言》），今天在泰兴举行新闻发布会。首先，我作为东道主向社会各界朋友光临“银杏之乡”泰兴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以编剧的身份，从剧本创作的生活源泉、思想内涵和现实价值与在座的各位做个交流。

　　大家都知道，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电影剧本《生命之约》就是取材于发生在我们泰兴的真人实事。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五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原籍山东泰安的刘绍安和江苏泰兴籍的张志久是两位亲密的战友。刘绍安是侦察排排长，张志久是副排长。在生死关头，他们曾共同许下诺言：无论谁牺牲了，活着的一方就去赡养对方的父母。在战斗中张志久为掩护刘绍安不幸牺牲。刘绍安不忘诺言，每月给张志久的母亲寄生活费。张志久的母亲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直到1963年，刘绍安转业了。面对人生的选择，他没有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去新疆建设兵团，而是安顿好自己的母亲后，直接来到了泰兴张志久家里当起了“儿子”。张志久的母亲为了感激刘绍安，把女儿张志芳许配给刘绍安为妻。可是，刘绍安山东老家还有个“娃娃亲”杨凤英，其父兄因为刘绍安当解放军而被国民党杀害，杨凤英长期生活在刘绍安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耐心的说服引导，刘绍安与母亲商定，杨凤英作为其妹另嫁他人。五十多年里，刘绍安历经坎坎坷坷，艰难曲折，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撼、催人泪下、让人感佩的传奇故事。刘绍安用一生无怨无悔地履行了“生命之约”。

　　2004年春，江苏教育电视台拍摄刘绍安的节目时，将杨凤英老人从山东接来江苏。杨凤英在泰兴住了近百日。72岁的杨凤英在回山东后的3个月辞世。2006年6月，71岁的张志芳也离开人世。

　　刘绍安老人今年84岁，饱经沧桑，儿孙满堂。在抗日战争中他的小腿被日军的机枪打了4个洞，在孟良固战役中他的左手食指被国民党军队的炮弹炸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的后脑飞进美军弹片。但他认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无怨无悔的事，这就是用一生履行了战友的“生命之约”。1999年，刘绍安被评为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十佳”新人新事。刘绍安的感人事迹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江苏卫视、江苏教育台、现代快报等几十家媒体报道，我市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曾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任何一个荡涤心灵的故事都会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展示出来，而且，每一种表现方式都有它独特的启发、唤醒、感召人的方式。刘绍安的事迹也是这样，这正是我们创作电影剧本的最初萌动。创作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更是沉甸甸的。早在去年夏天，我们的初稿即将出笼之时，刘绍安的夫人张志芳老人悄然离世，这更加增添了我们磨砺一部好剧本的决心。我和温文同志广泛征求制片人、导演、策划以及刘绍安老人的意见，并走村入户，深入百姓，探寻刘绍安老人几十年来的思想和行为轨迹，先后五易其稿。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又高于生活。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从影视片的制作角度，从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入手，精巧地设置情境。重点把握了对人性的理解和诠释，对人物复杂心理的洞察和穿透。透过这部影片，使人的心灵得到洗涤，精神得到升华。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更为重要的是艺术还要积极地影响生活。电影《生命之约》正是这样一份让人知荣明耻的精神大餐，正是这样一束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征程中透亮的光芒。曾几何时，市场经济的汹涌潮流带来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许多传统、善良、正直的闪光点被现实的功名、利益掩盖得黯然失色。“学雷锋”在一些人看来成为口号甚至笑柄。刘绍安正是生活中的“活雷锋”，是市场经济中中华传统美德的“守护者”，是人们精神家园的“试金石”。他几十年如一日，完成了平凡人的不朽壮举。时代太需要他了，社会太需要他了，他的诚信、他的奉献、他的真情、他的博爱、他的舍生取义是中华儿女精神世界的“内核”。

　　各位朋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宣传文化战线唱响主旋律，而《生命之约》正是主旋律中的动人音符。新闻战线上的朋友们，社会各界充满爱心的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精雕细琢，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一部能够唤醒良知、学会感恩、促进和谐的《生命之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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